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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道论西藏
梁文道先生撰写的有关西藏问题的长文,在大陆媒体没有发表的机会;感谢梁先生同意,允许我的BLOG转载此文。也顺便谢谢我们共同的朋友邓先生。


為西藏問題尋找最大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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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民族的和解

 


 
 2006 年,達賴喇嘛在印度舉行時輪金剛灌頂法會,他在會上批評當今藏人喜好皮草的虛華作風不僅庸俗,而且有違佛教義理。幾天之後,西藏各地就有人紛紛公開焚燒價 格高昂的豹皮外衣狐狸帽子。當地官員大為震怒,認為這是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藏獨分子的精心運作」,然後下令藏人要重新穿上皮衣,因為它們證明了黨的德政使 大家過上了好日子,甚至以穿不穿戴皮草來檢證大家的「政治覺悟」(關於這次事件的詳情,可以參見西藏作家唯色的《看不見的西藏》)。

 
這樁近乎鬧劇的事件可以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北京為何在國際民間外交的戰場上佔不去達蘭薩拉的上風,二是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為什麼在藏人心目中仍然享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

 
先談第一點。現在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膽敢得罪中國,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地位。但是在民間社會的層面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對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達賴喇嘛 甚至可能是位比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還要受歡迎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極少談及本篤十六世關心的墮胎和「性氾濫」等很容易被人批為保守的議題,他的主題一直是 和平、寬容、理解和慈悲,所以就算不能贏得所有人的支持,至少也沒有多少人會對他有惡感。

 
為什麼每次西藏出事,每次有藏獨的集會遊行,我們都會看見一大群演員、名流、作家和知識分子站出來支持他們?相反地,支持中國政府的「國際友人」這時都到 哪裏去了呢?對很多人來說,達賴喇嘛代表了一套美善而完整的價值觀,他對西藏的種種訴求則符合了當今人權觀念的整個論述。再赤裸點說,大家會覺得聲援達賴 喇嘛是為了「義」,給中國面子反對分裂則是為了「利」。

 
再也沒有比06 年「皮草事件」更好的例子了。達賴喇嘛的主張不只出自慈悲,更與流行的動物權益運動若合符節,國際進步青年聞之莫不稱善。反過來看,西藏地方官員竟然為了 抵制達賴喇嘛的影響,不惜違反世界潮流和保護野生動物的國家方針,要求藏民重新披上動物的皮毛。其間高下實不可以道里計。


 
 
比起這點,第二個問題或許更令北京憂心。達賴喇嘛人在印度50 年,其一言一行在藏區竟然還有如斯巨大的影響力,原因究竟何在?近日的藏區紛亂,官方一直強調是「達賴集團」在幕後精心策劃出來的,我以為這個說法必須好 好分析。首先,所謂「達賴集團」指的其實不一定是達賴本人。凡對西藏問題略有所知者,都知道「西藏青年大會」才是流亡西藏人中的激進派,他們的勢力龐大網 絡周全,雖然奉達賴喇嘛為尊,但也公開批評過達賴的非暴力主張,二者潛存矛盾。我們目前雖然沒有足夠資訊研判內情,但最近的事件卻不一定就是達賴本人指揮 煽動。反過來看,達賴那番若藏人暴力活動持續他就要退位的聲明,則有可能是對「西藏青年大會」等激進派的反制施壓。

 
然而,不管有沒有人策動藏人上街,也不管策動者是誰,中國政府首先該問的是何以它在過去數十年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使西藏年均GDP 每年皆有超過10%的增長,竟還有許多藏人深懷怨憤,隨時就能人手一面「雪山獅子旗」呢?以我個人所見,這甚至是不少漢族知識分子都感到難以理解的,他們 有的相信官方主流論述,認為共產黨把藏人從神權統治下的農奴制解放了出來;有的則覺得漢地各省長期以來勒緊自己的褲帶對西藏施行慷慨的「對口援助」,藏民 卻毫不領情,一翻臉就不認人,甚是奇怪。

 
说起來,西藏問題真是一團迷霧,只要你朝它多走一步,你就會發現原來所相信的任何一種簡單立場都能碰上理據十足的反駁。不只現在的西方媒體造假與中國傳媒監控各惹嫌疑,歷史上的詭局謎團更是令人眼花撩亂。如果你認為「自古以來」,西藏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你將會發現要花很多時間去解釋古代宗主國對藩屬的關係為什麼等同於現代民族國家和它的轄下省份(越南反而確曾是中華王朝的一省)。反過來說,如果你相信在「中國入侵」之前,西藏是片連丁點暴力都不可能發生的和平淨土;那麼你又該如何理解14 任達賴喇嘛裏頭只有3位順利活到成年的事實呢?假如你覺得文革對西藏的破壞是不可饒恕的,你或許應該知道當年打砸佛寺佛像的主力之一竟然是藏人。假如你認為中央對西藏的宗教自
由已經足夠寬容,甚至准許流亡在外的眾多上師返鄉建寺(最有名的當屬頂果欽哲法王);你可能也曉得現在的西藏小學生是連隨身護符也不准帶的。



 
關於西藏的歷史,北京和達蘭薩拉各有一套說法。前者強調老西藏是塊大部分人充當農奴的黑暗土地,是共產黨一手把它帶進了光明的現代社會。後者則將西藏描繪為一個牧歌般的和平桃源,沒有爭戰只有靈性,是無神論的共產黨摧毁了這一切。

 
平心而論,兩者都各有偏頗,不足為信。西藏確曾是個農奴社會,1951 年前,光是三大領主經營的莊園竟然就佔了全藏可耕地的62%,其中又有37%為寺院所有。大部分平民都要在耕作之餘替領主服終身勞役。不過這些農奴的實况 遠非中文裏的「奴」字所能概括,雖然身分是「奴」,但他們的物質生活卻不一定很差,所以在「劃成分」時才會出現了「富裕農奴」這麼古怪的類別。西藏確實也 是個佛國,出家人所佔的人口比例舉世罕見。只不過和任何俗世社會一樣,以前的西藏也少不了各種勾心鬥角、貪污暴政甚至高層僧侶間的政治暗殺,與完美的世外 桃源相去甚遠(詳見王力雄《天葬》、Melvyn Goldstein 的經典巨著《A History ofModern Tibet 1913-1951》(中譯《喇嘛王國的覆滅》) 及《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在這種種互相衝突的證據和理論之上,任何一方要是堅持自己的認知來決定行動方向,其實都是在玩一場後果難斷的賭局。為什麼明明有那麼多線索顯示與達賴喇嘛 漸行漸遠的「西藏青年大會」才是騷亂主謀,中央政府仍然堅持要把達賴拉下水呢?為什麼中央不肯聽陳思這些獨立學者的意見,趁並不堅持獨立而且態度溫和的達 賴喇嘛圓寂前與他對話呢?

 
這就是中國政府的賭局了。大家都曉得,就算達賴在海外轉世,一個幼年的靈童也起不了什麼作用。近日,十七世大寶法王將要接下藏人精神領袖位置的傳聞甚囂塵 上,證據之一是他剛剛才公開向藏傳佛教各派上師致以由「利美運動」留下來的請安禱文,大有團結各派的意思。可是,即便尊貴如他,恐怕也代替不了達賴喇嘛在 藏民與世界各地支持者心目中的地位。沒錯,達賴一走,中國就會少掉一個難以應付的對手,但是激進的「藏青會」豈不也是會趁勢崛起?各種極端的主張和暴力的 手段豈不將如脫韁野馬般地蜂擁四起?

 
然而,對中國政府而言,這或許也是正中下懷的好事,因為整個海外西藏流亡政府運動將會名正言順地轉變成人人得而誅之的恐怖分子,昔日的和平宗教色彩將因此 一掃而空。有人可能會擔憂那些恐怖活動帶來的破壞和犧牲,不過,沒有風險又怎能叫做賭局呢?更詭異的是流亡西藏運動一旦走上了暴力路線,本來隱匿的所謂 「外國勢力」也會變得非常尷尬,他們願不願意直接敵對中國,支持一個公開放棄非暴力主義的組織呢?可見中國政府鷹派對待達賴的拖延手法其實不是外間所以為 的愚蠢盲目,反而是相當聰明的。最大的問題只是中國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呢?大家是否都做好了長期武裝抗爭和剛性鎮壓的準備呢?所有平民百姓知不知道以後的日 子可能要在惶恐中度過呢?因為除了「疆獨」,日後或許會多出一批前所未見的劫機犯。

 
就算中國政府預備好了硬性的手段,面對藏人普遍的忿恨不滿;它既不可能把他們統統都蒸發掉,也不可能成功地按照自己幾十年來的邏輯,將「極少數的藏獨分 子」和「絕大多數的愛國藏胞」完全分隔。另一方面,即便流亡海外的西藏獨立運動真的完成了最不可能的夢想,爭得西藏獨立;他們也不得不面對西藏境內早已住 上了許多漢人和回民的現實,難道你能強迫他們全部離開嗎?更不用提四川、甘肅、青海、內蒙古等地藏區多民族混合的局面了。所以,無論你抱持何種政治立場, 你也不能不認真對待漢藏等民族間日後相處的問題。於是在徹底壓抑西藏主體性與完全獨立這兩個各走極端的方向之間,我們至少就可以找到一個最起碼的共通點, 最大的公約數了,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和解。



 
然而中國政府處理西藏問題的大方向卻簡單得出奇,那就是把一切責任都往達賴喇嘛身上推。其目的無非就是要在達賴在世的時候把他塑造成最大對手,以後就更能 充分地矮化或許會成為暴力組織的其他激進派系了。於是各級官員才會把話說得一個比一個還狠,例如公安部長孟建柱上周入藏視察時就曾放言「達賴不配做一個佛 教徒」。從戰術邏輯看來,這番話是有的放矢;但是聽在藏人和藏傳佛教徒耳中,它無異於對著一群天主教徒指斥教宗不配當天主教徒,你猜他們會做何感想呢?要 知道許多藏人在家私藏達賴玉照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如果真心追求西藏問題的順利解決,維護國家領土的完整,政府豈能如此漠視藏人的感受,為了一時戰術上的功 效犧牲全盤戰略的佈局,屢屢辱罵藏人的精神領袖呢?難道他們不知道這種做法只會迫使許多藏人更加陽奉陰違,甚至增加他們的離心嗎?

  1998
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曾經公開對著來訪的美國總統克林頓說過這樣的話: 「我去年訪美的時候,也包括到歐洲的一些國家,我發現許多人教育水平很高,知識水平都很高,可是他們還是很相信喇嘛教的教義」。他的意思再明顯不過: 「喇嘛教」如此愚昧落後,你們這些文明開化的西方人怎麼還要信它呢?無論從任何標準來看,這都是番令人震驚的言論。一位國家元首怎能如此公開侮辱國內一支 主要少數民族的信仰呢?我們可以想像克林頓會說猶他州州民教育水平這麼高,還要相信摩門教真奇怪嗎?

 
如果連整個國家的領導人也是如此,其餘更是思過半矣。直到近年為止,隨便翻翻《西藏日報》,我們還會看見如下觀點: 「西藏由於受到歷史地理等諸多因素的制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還相對落後,從封建農奴社會遺留下來的迷信、愚昧、非科學的東西至今還禁錮廣大農牧民群眾 的思想」。令人感慨的是,除了政府和官方媒體之外,就連一些知識分子也就著最近的事件中動輒放言「藏人的民族性天真淳樸,很容易受人迷惑」。即便對西藏問 題一向開明中肯的民間學者王力雄也有他的盲點,他除了曾用「喇嘛教」這個充滿漢地佛教偏見的稱謂指稱藏傳佛教或藏人喜用的「金剛乘」之外,也不能免俗地以 簡單的環境決定論去說明藏人對宗教的渴求。




 
走筆至此,我們不難發現所謂西藏問題其實有一半是漢人自己的問題。從在上位者一直到民間百姓,不只對西藏的民情文化沒有起碼的認識和尊重,更對複雜纖細的 民族問題毫不敏感。進而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雖說是多民族國家,但我們的少數民族政策卻從來都是不完整的,一是因為我們只是單向地把它看成是對少數民族做 工作,卻從未反省漢人為主的主要族群該如何與其他民族共存;二是這些政策的範圍相當狹隘,沒有把民族視野恰當地貫注在其他政策之內。

 
且以文革遺產的清理為例。根據班禪喇嘛早在文革爆發前4 年向中央委員會遞交的「七萬言意見書」: 「民改前的西藏有大、中、小寺廟2500 餘座,而民改後由政府留下來的僅只有70 多座,減少了97%多,由於大部分寺廟沒人居住,所以大經堂等神殿僧舍無人管,人為的和非人為的損害,破壞巨大,淪於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到了文革 那十年,僧人被迫還俗,佛寺遭到洗劫的慘狀就更是變本加厲了。有些論者承認這種種做為對西藏造成的災害確實很巨大,但轉頭卻說不只西藏, 「那十年裏全國各地一樣受害」,言下之意是大伙過去都遭殃了,你們藏人不該老拿這些往事出來說三道四。這就是對民族問題不敏感的絕佳例子了,他們似乎完全 不明白同樣是文革,對漢人而言或許是自己人鬥自己人,但到了西藏卻是你們漢人帶頭來搞我們西藏人了。所以在處理這些歷史傷痕的時候,政府應該格外小心,不 能只是出錢修復廟宇,甚至還要採取比在漢地更徹地的解決方案(例如查明歷史真相和道歉),方能締造民族和解的基礎。

 
比起雖有魁北克問題但大體上和平的加拿大,中國其實一直沒有認真實行過多元文化的路線。首先,我們要知道所謂的「普通話」其實就是現代漢語。當許多官員誇 誇其談西藏的教育普及做得如何之好的時候,大概沒有想過對藏族青少年來講,他們正在學著掌握一種非母語,且要用它為工具和來自漢地的同齡人競逐大學的入學 機會以及政府公職,其間的差異足以造成重點大學藏人入學率偏低的情形。

 
假如准許用藏文考高考的想法太過不切實際,讓各地中學開設藏語和維吾爾語選修班也十分異想天開的話,我們能不能審視一下現有的教材內容呢?翻翻歷史課本, 身為多民族共存的現代國家,我們念的卻還是唐宋元明的王朝世系,那你要置吐蕃王國於何地呢?番邦嗎?同樣地,農曆新年是法定假期,那麼藏曆新年呢?就算不 用全國放假,漢人學子也該學點藏曆和回曆的基本紀年知識吧。

 
真正完整的民族政策,不可能只是保障各少數民族在自己居住地內的傳統文化和權益,更不可以只是讓他們學融入漢人定義的「中華文化」;而是要讓人口佔多數的漢人也學懂其他民族的文化傳統,平等地對待其他民族。

 

 
我在電視上看見一些青年僧人也參與了近月的事件,甚至還拿起了石塊和棍棒……他們的憤怒我只能盡量體會。現謹摘抄13 世紀偉大的成就者嘉瑟.戊初.東美〈菩薩行三十七頌〉片段如下,祈願藏漢的真正和解:

「即使有人用各種難聽的話貶損我,並且在千萬個世界中到處張揚,出於慈悲,我讚美這個人的功德,乃是菩薩的修行。」

「在大型集會之中,某人用侮辱的語言揭露我隱藏的缺陷,恭敬地向他行禮,視其為法友,乃是菩薩的修行。」

「被我視如己出地來關愛的人待我為仇敵,如母親愛生病的孩子一般更加愛他,乃是菩薩的修行。」

「如果有人即將斬下我的頭,即使我沒有絲毫過錯,透過悲心的力量,擔負他所有的惡業,乃是菩薩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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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95) 按反序排列
 
[匿名] keanu [218.94.122.*] @ 2008-4-6 18:32:58

赞赏,支持。

[匿名] OmegaLee [58.61.54.*] @ 2008-4-6 18:42:06
曾经转到这里。连老板没看到呀。嘿嘿~

[匿名] Daniel [218.0.240.*] @ 2008-4-6 19:07:01
梁先生写得很好。思维缜密,论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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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Draculala [116.225.151.*] @ 2008-4-6 19:10:09
值得认真看看

[匿名] el [222.70.98.*] @ 2008-4-6 19:16:48
江core看到这篇文,大概又得说too simple, too naive
小民如我既非权谋者又非野心家,怀抱着理想主义的情怀,拜读这一篇有大慈悲的文章,希冀有一天能有真正的民族和解,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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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krenshito [222.210.252.*] @ 2008-4-6 19:18:58
我读过《A History ofModern Tibet 1913-1951》,Melvyn Goldstein 也没有搞懂为什么Tibet就这样GCD化了,他认为是大札过于腐朽,其实Tibet从来就没有完全自成一体,越封闭就越容易出问题,内部的互相倾扎甚于外部的渗透,当被压迫的奴隶被唤觉时,就需要新的偶像,GCD80年代前做的很好,当摧毁了毛的形象时,问题出来了,当生活水平发展时,问题只是不那么显著,估计以后如果要摊牌,非宗教化的进程会更快,现在的藏人现实得已经不亚于汉人了,我有深切的体会,他们只是觉得宗教能帮他们很多东西,但精神也不完全代表生存.西方实际帮了倒忙,正如台湾一样,当牌打完了,一切都了然了.

[匿名] 移动交互 [123.116.132.*] @ 2008-4-6 19:26:42
不知道怎么从上半部分中共弄权推导出“我們不難發現所謂西藏問題其實有一半是漢人自己的問題。”,难道说中共是个维护汉民族利益的政权?
连续几篇blog不停混淆政权与民族。中共跟汉族没关系,ok?就好像中共跟男人或者异性恋没关系一样。一码归一码。
各种文化本来就有强势弱势,一样的环境下,圣诞节为什么过得风风火火?美国那个民族大熔炉有多少人知道“藏曆和回曆的基本紀年知識”?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竞争输家有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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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如云 [222.241.69.*] @ 2008-4-6 19:52:08
所有文化必将走向同一,除非与世隔绝,自由发展。现在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越搞越复杂了。

[匿名] baboon [220.113.238.*] @ 2008-4-6 20:07:00
之前就看过一遍,今天连岳先生转载再细读一遍。

吾等精神草民若说些赞美梁先生的话,怕也是隔靴搔痒。

只希望,所有有志于成为“知识分子”的学人,能如文道先生这样严谨治学,并尽己可能的作出慎密思考。

能力有大小,但态度却是可以一致的。

倘如是,国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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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张三 [65.49.14.*] @ 2008-4-6 20:08:17
> 走筆至此,我們不難發現所謂西藏問題其實有一半是漢人自己的問題。

走笔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所谓西藏问题其实有全部是汉人自己的问题。

作者无一字涉及据说还有一半责任的藏人该做什么。

我也觉得“逼迫”受教育的藏人学普通话是很糟糕的事情。美国想必没几个受教育的印第安人以英语为主要语言;日本想必没几个受教育的阿伊努人以日语为主要语言;台湾想必没几个受教育的高山族人以华语为主要语言。

我也觉得尊重西藏传统文化还非常不够。既然要尊重,就决不能三心二意。西藏同胞以宗教为生活,对比59年前的情形,则今天寺庙和僧侣起码应该再增加一倍才对。政府没有钱建设,可以向汉人收援藏税么,援维税可以过两年再收,慢慢来。

官方数字:
今天西藏藏族人口:250万
今天西藏寺庙数量:1700
今天西藏僧侣数量:46000
反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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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写得好! [58.23.47.*] @ 2008-4-6 20:32:19
大陆这种声音太少了!

[匿名] 塔夫 [123.154.237.*] @ 2008-4-6 20:47:10
乔治·布什曾经在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熟悉霍布斯政治学理论的人知道,政府像“利维坦”(Leviathan)一样具有双面性格:它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


[匿名] 塔夫 [123.154.237.*] @ 2008-4-6 20:47:54
作者:熊培云,资深评论员

中国转型几时大功告成,经常被提及的年份是2040年。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谈到,中国正在穿越历史的山峡,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大概需要200年时间。2008年初,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人主编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同样将时间指向了这一年——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如果从1979年开始,至少需要60年左右的时间。

经济还权于民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样板建立经济体制。早在1917年苏联刚起步时,由于资金不足,对大规模工业化有心无力,于是采用了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让农民无条件地为工业化支付巨额成本。轻农重工的结果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农业搞得一团糟。”(阿尔文·托夫勒)显然,“苏为中用”的这种模式也是中国城乡二元分治的肇始。除此之外,为尽快工业化,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还经常贬损服务业和白领工作,大力颂扬体力劳动,注重生产资料,而漠视消费品。关于苏联的垮掉,几年前吴建民先生曾与记者谈到自己当年两次路过苏联的印象:苏联虽然在很多方面有进步,但民用工业一塌糊涂。

如上所述,中国照搬苏联,50年代后期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将苏联体制推到极端。随之而来的是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贫困与混乱使中国政治与社会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的改革才终于浮出水面。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两个凡是”,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推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1987年“十三大”把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界定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十四大”正式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1997年“十五大”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虽然在缓慢进行,但是经济上“国退民进”浪潮却脉络清晰。市场化让中国人渐渐走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获得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

所谓“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自由”,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财务自由与择业自由让中国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资本”,可以不必像过去那样仰“单位体制”之鼻息。

对此,经济学家茅于轼不无感慨:相较改革开放以前的穿衣服没有自由、找工作没有自由、想挣钱没有自由,想旅行没有自由,想思考没有自由等等,现在中国人的自由显然明显增加。“只要有钱,差不多什么都可以买了,除了土地以外。”

然而,“民进国退”既非大功告成,也非一帆风顺。众所周知,尤其在2000年以后,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有些地方甚至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尽享改革的好处,同时成了继续改革的拦路虎,使社会再次陷入被抛弃与被背叛的境遇。

谈到中国近30年的成就,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关键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但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更认为“只有还产于民,才能还富于民”。从交易公平的角度出发,上世纪50年代全面国有化之时,政府曾向国民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如今,工作和生活责任回归了公民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而当年被国有化的私人财产和土地并没有还给公民,如此交易显然有失公平,更会留下祸患。

一个共识是,中国当下的转型最重要的是权力的转型,即如何完成政府从政治统治型和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所谓“权利”,对于一个身处转型期的社会而言,就是“政治上还权”、“经济上还利”。


[匿名] grace [222.27.96.*] @ 2008-4-6 20:57:22
作为一个普通小女子,心中无限悲凉.希望民族和解,希望更多的人心灵安宁.

[匿名] 路过看到 [218.5.65.*] @ 2008-4-6 21:22:08
文道先生何尝不是以偏概全,民族与信仰是两个问题。尊重是一个自我理解的范畴,有着不同的个人体验,五十六个民族,不可能全部都享有独特的特权,如同汉族不可能享有独特的权利一样。
再有,我们决不可能脱离国家的主体来谈民族问题,如同不能脱离全球化来谈英语,美国文化一样,众多不同国家的人类不也是抱起英语,从非母语的角度来学习吗?只是个人所见的利益不同,学习汉语,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去,难道,让他们只懂得自己的语言,固守在“象格里拉”的假象世界中,让全世界所谓的文化人当作一次参观的演员,或者,在他们完成了自以为是的探险般的舒适旅行后作为晚餐灯光下的谈资。我觉得那样的文化也是一种可悲,就象中国人在非洲、或者其他一些部落里看到的一样,充满好奇和一种洋洋得意的语调,保留还是前进,是一种自我抉择,没有人可以阻挡住历史向前的方向,这是世界的问题,不是中国的,拿着藏族或者维吾尔族来作为论调,何